科隆和杜塞尔多夫是莱茵河畔两颗璀璨的珍珠。科隆历史悠久，杜塞时尚新潮。两个城市间的敌对关系也是远近闻名。视科隆为第二故乡的专栏作者张丹红曾经在杜塞居住两年，对两市间的水火不容有切身体验。
当时，我的工作地点还在科隆，我与在杜塞的男友搬到一起，每天在两市之间奔波。对科隆的旧情难舍，每天早上在高速路上远远看到大教堂，心里都忍不住地激动。科隆的朋友曾告诉我："杜塞最美的地方是通往科隆的高速路。"但这显然不适于拥有杜塞牌照的人们—— 科隆人说什么也不让我并道。对他们来说，我现在是个变节分子；而在杜塞尔多夫，我像是个笨拙的间谍，不断暴露身份。比如在酒馆里，我经常习惯性地点科隆啤酒，引来跑堂恶狠狠的目光。假如我是男性，又假如我是典型的德国长相，那么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看杜塞观狂欢节的花车游行，我一不留神就会喊出科隆的狂欢口号"Alaaf"，它富有韵律感，又琅琅上口，不像杜塞的"Helau"- 中间凹进去，像是坑洼的道路。说起道路，一到杜塞市中心我就转向。于是买了一台导航器。但我个蠢东西带我在市里兜圈子。一位杜塞友人充满鄙夷地说："这有什么奇怪。谁让你在科隆买导航？"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：在那座日本人聚居的城市里，经常有日本人用日语和我打招呼。这让我想起一个流传科隆的笑话：一位游客在杜塞拦住一名科隆人问路："您看着像本地人。请问我怎么能尽快到医院？"科隆人回答："你只需要再说一次我是杜塞人。"看来迁居杜塞不是个好主意。于是周末我照样回到科隆采购，看电影，间或去一家酒馆重温科隆啤酒的芬芳。每当在城里遇到科隆的朋友，他们都会充满同情或幸灾乐祸地问一句："在禁城的生活怎么样啊？"他们指的当然不是北京的紫禁城，而是北威州的首府杜塞尔多夫。不过我还是禁不住想起我的家乡北京和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相互轻视。在北京人看来，上海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名胜，又缺乏文化底蕴；男人怕老婆、抠门儿、没有幽默感；过去，上海是殖民者的天堂，今天，上海虽然富裕，但还得将大把税收上供给北京。上海人对北京也是怎么都看不上眼：首都人民不知新潮和生活品味为何物，只知道模仿上海；他们还把幽默和耍贫嘴混为一谈；再说首都有什么了不起，北京的首都北京和上海之间相隔上千公里，再加上南方与北方人之间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各异，因此，他们之间的隔阂似乎在情理之中。但科隆和杜塞同在莱茵河下游，相距40公里，两市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？
在调查过程中，我甚至找到了两市结仇的具体日期：1288年6月5日。那天上午，两支上万人的骑士大军在科隆与杜塞之间的沃林根摆好阵势，决一死战：一方由科隆大主教西格弗里德指挥；一方由杜塞伯爵冯-贝格统帅。初夏骄阳似火，身着锁子甲的骑士们汗流如雨。很快，两军阵势便被打乱。由农民组成的步兵见骑马的就杀，根本分不出敌友。沃林根战役的死亡将士达6000人，是中世纪最血腥的一场战斗。结果，冯-贝格伯爵战胜科隆大主教，杜塞从此扬眉吐气，获得城市权。由于两军分别与荷兰和比利时的贵族结盟，因此，沃林根战役在欧洲层面上导致了荷兰和比利时的独立。不过，能说科隆和杜塞从此结下冤仇吗？恐怕不能。因为科隆大主教倚仗的主要是雇佣军。科隆市民早就厌倦了这位大主教，在沃林根战役中坚定地站在了冯-贝格伯爵一边。如果一定要寻找历史原因，那么科隆与杜塞生隙可以追溯到1815年。那时，杜塞被确定为普鲁士莱茵省的首府。科隆大不服气。1946年，英国占领当局将莱茵地区和韦斯特法伦地区合并为北莱茵-韦斯特法伦州，首府又选中了杜塞。原因很简单：科隆除了那座举世闻名的大教堂，其余基本在盟军的轰炸中被夷为平地。相比之下，杜塞的基础设施还能将就使用。
不过，这个决定给二战后两个城市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。杜塞成为时尚和经济中心，拥有自己的股市。30家达克斯最大上市企业中，有三家设址杜塞尔多夫。人口只有60万的杜塞每年税收远远超过百万人口的科隆。这些差别不禁又让人联想起北京和上海。回到我个人：因为一到德国就选中了科隆，因此在杜塞怎么都不习惯。两年后，当我告别男友和整洁的杜塞，重新搬回脏乱差的科隆，心里那份舒畅就别提了。到了狂欢节，我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挤兑杜塞人的笑话。
本文来源于德国之声中文网，“德国印象”授权转发。作者张丹红出生于北京，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。她把对德国社会的观察记录下来，与大家分享。
